截至2022年3月我国已同26个国家签订19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应积极扩大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尤其要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自贸区建设，继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落地，按照高标准规则打造自贸区升级版，着力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与世界共享我国开放发展成果。

二是支持金融机构扩大流量。一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和收入状况。

创增量：加大投资力度、扩大消费需求 创增量是指为经济规模的扩张提供总需求增量，并带动总供给扩张。拓宽失业保险留工补助受益范围，由中小微企业扩大至受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所有参保企业。5月25日，国务院召开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县（区）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工作部署。主要是督促指导地方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尽快分解下达资金，及时做好资金拨付工作。尤其是稳定增加汽车消费，在继续坚持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同时，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且单车价格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自7月1日起，将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7个受到疫情严重冲击，对就业和人民生活又有着重要影响的行业企业，纳入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全额退还存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预计从7月至年底将实现存量和增量留抵退税1420亿元，约占上述行业年度新增贷款的20%左右，对企业流动性将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表面上看，该类政策并不对市场主体产生直接的拉动作用，也不对经济运行带来直接的扩张效果，但对于稳定经济的基本盘，有效保障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维护就业形势稳定将发挥良好的支撑作用。价格扭曲造成了短缺，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调动资源并将资源直接分配给那些优先行业中无法自主发展的企业。

有人认为，缺乏作为军事和经济基础的大规模、先进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是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实现了国家稳定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而其他国家却遭受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和危机频发的困扰（ Easterly ， 2001）。这些问题与中国务实的双轨制转型战略有关。中国政府设立了四大国有银行和一个股票市场，用以满足大企业的资金需求。

但是，中国政府也放宽和推动了人们进入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规模传统产业，这恰恰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保持一致。政府逐步放开了这些行业的准入。

另一方面，则放开和推动新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这些产业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可以实现动态增长。中国已经有 7 亿多人脱贫，占这一时期全球减贫人口的 70% 以上。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实现更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从而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较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长。一方面，政府对资本密集型老行业中没有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了临时性保护和补贴，以维持稳定。

事实上，这也正是 2013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初衷。那些提供资金的人比他们资助的大公司的所有者更穷。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转型。近年来，针对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弱点，我向诸位推荐新结构经济学，这是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理论。

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资本稀缺，经过 4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中国的比较优势也随之形成。除非先消除扭曲措施存在的原因，否则试图消除扭曲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弊大于利。

如果上述预测顺利实现，在二战后近 200 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大陆将成为继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跃迁的经济体转型开始时，中国的基础设施极其薄弱。

政府逐步放开了这些行业的准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革命领袖一样，一直激励着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领袖的就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的梦想。穷人对富人公司运营的补贴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特许经营费和产出税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措施也是为了补偿国有矿业企业雇用冗余工人和支付退休工人养老金的社会政策负担（ Lin andTan， 1999）。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实际第一大出口国。为了使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竞争力，中国还需要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这些扭曲比已遭取消的显性补贴和保护措施更不合时宜，甚至效率更低。本章的分析表明，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它们的经历发展出新的思想和理论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然而，这些国家的所有扭曲的目的都是保护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政府立即消除这些扭曲，这些大型产业势必遭遇破产，大量工人将失去工作，而这将会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些垄断租金也是不平等和腐败的根源。

这一战略的立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失利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这些问题与中国务实的双轨制转型战略有关。

价格扭曲造成了短缺，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调动资源并将资源直接分配给那些优先行业中无法自主发展的企业。政府为现有部门提供了临时保护和各类补贴以维持稳定。在高收入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全球技术前沿。三、中国如何避免转型崩溃？ 二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同一个现代化梦想的鼓舞和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的指导，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和政府干预措施，来加快先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纷纷遭遇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困境。

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有 13 个经济体找到了各自的方法来实现后发优势的潜力，并在 25 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年均 7%或更高的 GDP 增长率（世界银行 2008）。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价值的建议就是：根据一个国家不断演化的比较优势，采取循序渐进的务实方法。

谨慎放开新部门的准入，放开国家的比较优势，放开政府推动这些部门增长发展的活动，可以使其实现动态增长并保持稳定，同时为消除扭曲做好准备。中国政府设立了四大国有银行和一个股票市场，用以满足大企业的资金需求。

此外，这些大型产业大多是基本需求或国防相关的行业。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了稳定、动态的经济增长。

2013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 年再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此外，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的准入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掌握市场准入审批权限的官员受贿和腐败。为了补贴国有企业，利率和资本成本都遭到人为压低。在 1978 年开始转型之前，政府运用财政拨款来支付投资款和营运资金，因此国有企业不必承担任何资本成本。

借助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推动，各国可以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1978 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仅为 156 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 490 美元）的 1/3。

2019 年，中国人均GDP 达到1.03 万美元，并极有可能在 2025 年左右跨过 1.27 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转型开始时，中国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有性质。

其次，大多数国家从以前的干预活动中继承了许多扭曲措施。发明需要巨大的资本支出，而且带有很大风险。